在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励精图治，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所能比拟，这是我们的自信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经历过千难万险的中国共产党有坚强的定力和足够的信心，不仅能够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断向前推进，也一定能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标榜史册的贡献。

中国作为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扎实稳妥地进行着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并且昭示出光明的前景和非同寻常的活力。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独创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这句话的含义，不难悟出，协商民主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逻辑关系，从而加深对协商民主的学理把握，提高践行以致创新的自觉性。

一、协商民主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深远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和而不同”的理念，就崇尚“和为贵”的价值标准，就追求“天下大同”的目标。

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不是凭空产生的。细究起来，总能够追寻到它的历史根脉、文化底蕴和思想火花。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这种价值取向得到历朝历代开明统治者的认同，并随着时间的推演不断丰富、深化。“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在这样的思想理念和社会格局中潜含着相互沟通、协商合作、达成共识的意味。

近代中国，对民主进程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与之俱来的为争得人民民主而作出的浴血奋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创立了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在抵抗外辱、内惩反动势力的拼搏之中，既坚决斗争，又协调联合；既据理奋争，又协商共事，将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贯穿融汇于统一战线的丰富实践之中，为协商民主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历史前提。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党摸索出切合自身实际的民主政治道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堪称协商民主的光辉范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协商民主踏上了新的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民主政治的探索，真可谓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坚韧不拔。由此可以看出，协商民主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确立和实行的历史必然性。

二、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扎实的理论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

协商民主的确立和实行，基于我国特定的国情。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56个民族、多党派的发展中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极不平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当前已经处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改革深化的攻坚期，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趋复杂，政治表达的愿望更加强烈，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境况，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必须探求和确立一种新型的、能够破解各类矛盾和凝聚人民共识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这一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

我国又是多党并存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党派是参政党。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表明，我国的民主政治顶层设计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它与其他友党的关系是建立在协商民主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达成这样一种政治境界，离不开协商民主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实行“一国两制”的国家，又面临着两岸互动、实现祖国最终全面统一的历史任务。两岸关系的深化和发展，也都需要充满智慧、高质量的协商民主。

我国的协商民主植根于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民主政治理论、人民政协理论的沃土之中，具有严密的承接递进的逻辑关系，也有厚实的理论互证为依托。这就使协商民主自身的理论建构有了广阔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当前，我国政界、学界以至各级政协组织中，广泛多层地开展着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探索，在协商民主的性质、地位、作用、主体、选题、程序、实现形式、成果认定、结果反馈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和论证，取得了相当一批成果，很多都汇集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的决定，汇集于习近平总书记9·21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之中。同时，与之相应的实践活动，也十分活跃，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举措层出不穷，受到广泛关注。

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融合，形成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为广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空间。

我国既已实行的选举民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安排。但仅只实行单一的选举民主会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而协商民主在诸多方面抵补了选举民主的不足，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优点和作用。第一，公民的政治参与由阶段性变成了常态性，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政务处置的及时性；第二，参与协商民主的当事人，既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社会精英，社会涵盖面大大拓宽；第三，协商的内容既可以是重大国是，又可以是民生中的具体问题，涉猎相当广泛；第四，协商主体双方权利平等，各自意见相互影响，反复沟通，最终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第五，可以在社会多层面广泛开展，既可以纵向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也可以横向同层交互或同层跨界叠加开展；第六，可以较好地保护少数持正确意见者，避免多数人“表决失灵”带来的损失。

协商民主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相互融合，共同构筑起切合我国实际的民主政治体系，由此，必将形成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力量。

四、协商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高度契合。

协商民主属于政治范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渐次推进，其中协商民主的探索从未停止过。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在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就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形成了从党的制度层面和广泛的社会层面之间协商民主建设的雏形。1991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概括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形式的论断。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又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遵循的基本纲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以来，协商民主进入了机制化、体系化、规范化发展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论述了我国民主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发展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极端重要性，并重新强调了两种民主形式的论断。党的十八大前后，习近平同志更加重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民主政治建设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在主持起草十八大报告时，就协商民主制度的重大问题展开作了论述，并在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专辟章节，就协商民主的方向、性质、意义、特征、形式、渠道、方式等提出了系统性、总体化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9·21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应该说，我们党对协商民主制度的认识是深思熟虑、胜算在胸的。

从改革全局来看，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要以问题为导向，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向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目标迈进。

从近一个时期协商民主的实践来看，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在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历史、社会条件的成熟，不失时机地加以解决。

一是充实协商民主制度的法理依据，提高协商民主的权威性。二是适时调整界别设置，夯实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三是改进政协委员的推荐、遴选和管理，切实发挥委员协商民主的主体作用。四是健全和完善制度，保证协商民主的质量、效力和作用，政协立法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民主的形式以及运作方式也需要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形成制度规范。五是注重协商民主的国际比较，借鉴和吸收国外优秀合理的经验做法，丰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六是不断加强法治建设，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素质，为协商民主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条件。民主和法治是一对孪生兄弟，缺一不可。没有法治的民主绝不是好民主。同时，协商民主的深化有赖于公民素质的提高，否则，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不可能牢靠。

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源远流长，政治文明的进步，大势所趋，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把民主作为自己的生命所系，作为竭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励精图治，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所能比拟，这是我们的自信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经历过千难万险的中国共产党有坚强的定力和足够的信心，不仅能够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断向前推进，也一定能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标榜史册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