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良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6个项目。大运河也是吴江的母亲河，千百年以来，哺育吴江人。吴江的农、商、军、政、行都离不开她，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吴江的辉煌，就没有乐居的吴江。
大运河始于北京，曲折南下，吴江段沿227省道经松陵、八坼，过平望一路向杭州而去。吴江段的大运河象一条主动脉，横穿太浦河，联接着江南水乡的各路水系。
作为一个黎里人也可以说是喝着运河的水长大的，小时候的我却只知道大运河里的轮船坐一夜可以到杭州，除此之外对大运河就没有特别的印象了，而这几年在收集乡邦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大运河不仅和吴江松陵等地，就和我的家乡古镇黎里也有着不少联系，如地名的来历。一些黎里人甚至还直接参与了古运河的治理。
清光绪的《黎里续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黎里隶吴江县，在范隅上乡二十三都东。”关于这个范隅的名字，青浦王述庵司寇云：“黎里应作蠡里，范大夫曾居于此，故名。今其乡尚号范隅，可征信也。”可《黎里续志》的编纂人蔡丙圻却认为此“范”不是那“范”。他说：“按王氏之言，抑何无本？原乡之称名，始于唐元和四年范传正刺史湖州时，官河从平望驿至吴县界淤塞，舟不能行，传正疏请凿开，民称惠利，名其地为范公隅，故曰范隅乡”。查《湖州府志》及《西老集》所载：“传正，字西老，顺阳人、进士”。他疏请凿开淤塞的官河，就是我们吴江段的大运河。清代的胡重也在《与徐山民论梨花里旧事有作》谈到此事，有诗“蠡里料难稽越纽，范隅犹可溯唐民”。他在备注里也同样质疑了王述庵司寇的范蠡说。而后来为何又从范隅之名改为黎里呢？黎里当地有个传说，也和湖州刺史范传正有间接的关系，说范刺史在疏浚古运河吴江段时，派了个村官黎逢吉在周边主持治河修路，当地才渐成村落。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位治理者，就以他的姓为名，将当地称为“黎”里，里是地方的意思。还有人将穿村而过的河道取名为黎川，川有河流之意，所以黎川作为黎里的别称也流传了下来。黎里不仅因古运河治理得名。还注定了多位黎里人先后参与治理大运河的机缘。
南宋赵磻老
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参与古运河治理的黎里人就是古镇的奠基人赵磻老。赵磻老原籍山东东平，曾位居高官，先后任两浙转运副使，临安知府，工部侍郎等职。后因坐殿司招兵事谪江西，送饶州居住。淳熙六年（1179），又因湖州长兴的知县茹骧贪腐案，负有保举不当之责，连降三官。至此赵磻老对仕途心灰意冷，决定辞官归隐，经多方考察，他选择了定居吴江黎里。
在任期间，赵磻老就曾主管过大运河浙江段的治理。《宋史·河渠志》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淳熙二年，两浙漕臣赵番老言：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请出钱米，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漕河指的当然是运河，许村位于临平与长安（海宁长安镇）中间，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在清代以前是个著名的集镇。漕，《说文》如此解释：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漕臣也称转运使，不仅管理漕运，更是掌管州路的财政。若兼任两路以上，官位较高，官署俗称漕司。赵磻老当时的官职是两浙转运副使，负责的正是浙江段的运河。他在治理运河中，提出力治长安闸至许村段的运河，很有见地。元末以前的古运河过崇德后，一直向西南方向贴海而行，走的是长安、上塘河、临平这一路，上塘河穿许村镇而过，为旧时杭州、嘉兴行旅往来恒经之路，宋高宗的龙船曾走上塘河而过许村。《水浒传》里宋江征讨方腊，也是从许村进入临平的。许村在历史上有过辉煌，辉煌的原因与盐有关。盐在古代社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后汉书·朱晖传》说：“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古吴越之地多产盐，《越绝书》说“越人谓盐曰余”，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所指大致就在浙江流域。宋代许村已经是海宁地区最重要的产盐区和中转站。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记载的海宁盐场共计八个，许村就占了三个，许村盐场隶属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并设官管理。由上可见，许村在海宁盐政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所以这一带的塘河出现问题，朝廷当然会不惜成本加以疏浚。 近期随着国家京杭大运河战略的开展，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京杭运河二通道）已于2016年12月正式开工，许村重新被规划，将会筹建一个作业区码头，成为一个物流基地。
赵磻老又言："欲于通江桥置板闸，遇城中河水浅涸，启板纳潮，继即下板，固护水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闸板，听舟楫往还为便。"这里的通江桥指的就是杭州通江桥，是杭州运河支流中河上的一座古桥。这个地名至今尚在使用。通江桥，南宋时属裕民坊,明称保安桥,曾名庆元桥,清称通江桥。桥西为通江桥弄,桥东为镇东楼。据《西湖游览志》卷十三载:"(桥东)宋有都茶场、杂买务、榷货务、雄武营，北有太医局”。《说杭州》载:"其地旧有紫极宫，传系宋保安门故址。"船可以由大运河，经通江桥直达杭州城内。
明代袁了凡
在天津三岔口蓄水闸与北三河管理处交界小公园里，有一块明万历宝坻知县张兆元所撰《三岔口河堤记》石碑，记述了丁应诏、袁黄、张兆元三位明代知县与上级官吏、蓟州人协调治水的经过。众所周知，宝坻成就了袁黄，袁黄因治理宝坻而名垂青史。
袁黄，号了凡，明代，《了凡四训》的作者，中国著名的思想家。袁黄虽说出生在浙江嘉善，却经常来往于黎里邻镇。他曾一度隐居在黎里的船长浜，黎里清代诗人冯寿朋就有诗云：一曲清流可种蕖，船长浜上了凡居。高人已去留遗躅，人过花前犹式闾。袁黄和黎里的毛寿南为同科进士，也有同乡之谊，《黎里续志》记有袁黄写给毛寿南的一封信。而后袁黄又隐居芦墟赵田村，直至逝世。现如今，芦墟、黎里等五镇已合并成黎里一镇，所以说袁黄是黎里人也非牵强附会。
京杭大运河天津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北运河与海河在天津三岔口相汇。天津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盛千年的历史古城，宝坻位于天津北部，现在是天津的一个区，明代归属河北，其水系与运河相通。东汉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开了六条运河，其中一条新河的引水口就在宝坻林亭口。
宝坻县旧时常有水灾，袁黄便积极兴办水利，筑堤以防水患侵袭；并且教导百姓沿着海岸种植柳树，每当海水泛滥，挟带沙土冲上岸时，遇到柳树，就积挡下来，久而久之变成一道堤防。于是他又督导百姓在堤防上建沟渠，他在城北百里河入城河处建一石坝，水大漫坝而过，水少可截水灌溉，后人称它“袁公坝”。他还鼓励百姓耕种，亲自引导宝坻农民灌田种稻，并著《宝坻劝农书》，内有“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等八个篇目，为宝坻百姓普及农业知识，鼓励大家种植作物。经过袁黄的不懈努力，宝坻县“四野田禾茂盛”，“随地教民，积年荒地皆开成美田”，《宝坻县志》有载：“维时宝坻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
宝坻的水系众多，临近的武清是大运河流经的漕运要路，与宝坻的水系都有联结纵横的关系。要治宝坻的水，势必要对周边的水系考察清楚，特别是大运河水系的影响。袁黄亲自走访了北直隶的诸多河道，实地勘察，并听取了河工的意见，撰写了《皇城水利》一书。是编历考北直隶河渠，意在兴修水利。末载畿内田制、开田赏功、沿海开田诸论。《皇城水利》2014年被收入《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卷首袁黄就以《论建都当兴水利》为题，阐述了兴建水利对国家的重要性，他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必以水守国者尚之其利重矣！自古帝王建都未有不资水以为固者。”后面则辅以北直隶的各水系详考，有《北易水利》《南易水考》《涞水考》《卫河考》《白河考》《滹沱河考》《大通河考》等，其中的大通河即今通惠河，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就是其中一段，它发源于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袁黄详述了通惠河的走向和历史由来。
明代中前期，漕运码头在张家湾，漕粮等物资转运需要在张家湾中转，通过陆路运至北京或通州，而陆路运输成本极其高昂，袁黄《皇都水利》记载:“按三吴民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并提高运输效率，明廷中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疏浚元代开凿的通惠河之事。通惠河开凿于元代，明初洪武中渐废，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因建设北京宫殿需要，曾疏挖通惠河故道，以便运送漕粮和建筑物资等，未久运道即废。其后，自宣德六年(1431)历正统乃至成化十二年(1476)，明廷疏挖河道、修闸十几次，然均未成功。成化十一年，明政府疏浚通惠河，次年六月工成，“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里，……漕舟稍通”，但不到两年通惠河淤浅如初。正德二年（1507）曾修浚通惠河，然修而未用，未久复淤。《明会典》说:“永乐以来、诸闸犹多存者。仍设官夫守视。然不以转漕、河流渐淤。成化正德间、累命疏之、功不果就。”袁黄提出了自已对治理运河通惠河段的看法“今行之既无碍矣，当开闸河如临清以上之例，使漕舟挨帮而进，浅者隘者略为浚治，用力不多。而又于都城东复开五六里，使直抵城下则所省尤多，此在当事者断而行之也！”
《皇都水利》中记述和大运河密切相关的除了通惠河，还有卫河，白河等。《明史· 河渠志· 运河》中对以上三河与运河的关系阐述到位。“综而计之，自昌平神山泉诸水，汇贯都城，过大通桥，东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者，白河也。自临清而北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者，卫水也。”
卫河，中国海河水系南运河的支流，是由古代的白沟、永济渠、御河演变而来，发源于山西太行山，至河北馆陶与漳河汇合称漳卫河，再流经山东临清入南运河，漳河和卫河是南运河的二个水源。卫河在京杭大运河漕运体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京杭大运河在黄河以北的河段充分利用了卫河作为海河水系最南支的地理特点，并以之实现了黄河与海河水系的沟通，是明清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
白河则是通惠河的一段，袁黄在实地考察中发现“白河多流沙，闸难坚固。其出通州而南也，浅处凡五十有奇，漕船至天津逆流而上，日行四五里，经月不能抵湾”。袁黄在《白河考》中阐述了自已的解决方案。袁黄在治理运河中的用心用力，以上可见一斑。
清代 周元理
周元理是参与运河治理中官职最高的黎里人。
周元理在踏上仕途至告老回乡的三十六年中，他为兴修水利做了许多实事，其中就包括治理京杭大运河，并留下数十万言的治水著作。
周元理（1706—1782），字秉中，于乾隆三年（1738）中举人，乾隆十一年（1746）周元理任直隶蠡县知县，随后不久任清苑知县。周元理阅历丰富，才识过人，办事干练，各方关系处理得很好，颇受时任直隶总督方观承的信任和器重。后升任直隶益州知州、宣化知府、广平知府，不久后又调任至天津知府。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保定知府。次年升任清河道，乾隆三十三年（1768）任直隶按察使，第二年又升为布政使。继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兵部尚书，工部尚书。
其中的清河道又是什么官职呢？
清王朝建立之初，保定地区连年大雨，致使“九河泛滥”、“大水决堤”、“四庐淹没”之言不绝于史书记载。作为京南畿辅要地，保定的水情祸害已直接威胁到皇城的安宁。因此康熙中叶，朝廷就屡派大员到华北修筑堤防。雍正三年（1725）时“霖雨月余，河水泛滥，东西南北堤冲决如平地矣。”雍正皇帝忙派其弟怡亲王允祥（十三阿哥）和大学士朱轼去查勘直隶水情。怡亲王为集中管理，统一指挥，将“大名道”改为“清河道”移驻保定府，将河北地区二十余处州县的河务官员均归其调遣管理。从此，清朝始有“清河道”这个官职。清代历朝皇帝都委派为政清廉有所作为之要员去任此职，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年将此重任委派于周元理。周元理一直把治水工作作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来抓。每到一处，必先亲临一线勘察当地地理环境、河港分布；必先寻找当地百姓了解历年汛情、水患动态。认真分析第一手资料，再提出较为切合实际的水况整改意见，提供朝廷采纳。並抽闲将历年治水的资料和经验，写下数十万言，刊印成册，提供后人参阅。《周氏家乘》上有记：“……元理稔知津门、永定等河水决为患，坏民田盧，无算往来，相度悉其源流支派，规时度地，疏瀹瀦防，著书数十万言，后之言治河者不能。”
乾隆三十六年（1771）工部尚书裘日修、直隶总督杨廷璋、布政使周元理勘察沧州河工后奏称：“青县、沧州两处减河之役，原因泄运河盛涨，非同闸座启闭，兼以蓄水。且现今闸座皆高出河面数尺，水浅既不借闸版之节蓄，水发则惟赖减河之畅流。况闸口原不甚宽，每口又有鸡心墙间隔，转使水不免壅滞。”周元理向朝廷建议治水的措施：“以减少水石坝代替闸座，并每年测量水情并疏浚河道。”该提议得到批准。
而在同年，《乾隆实录》卷之八百九十四也有如下记载：“本日据高晋等奏、陈家道口漫工。已于十月初七日合龙。高晋于初九日。自工次起身北上。已批谕令其顺路先勘南运河北运河而来。昨杨廷璋曾奏、差人在景州一带。探听高晋。来信。会同查勘。今既令先勘南运河。自应在德州取齐。于路径为顺。至周元理于直省河务。亦称熟悉。东省现在不无应办要务。该抚或带印公出。或将抚篆交藩司海成护理。即至德州与高晋杨廷璋相会。协同查勘南运河。至天津即同往勘永定河。如计算时日尚宽。仍可将北运河一并查勘竣事。再行来京。总以十一月十七八等日。到此未迟。如永定河勘毕。为期已紧。则北运河不妨暂缓。俟庆典礼成。再行前往。可即将此传谕高晋。杨廷璋。周元理。彼此订定日期。会同妥办。再南运河一带。”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对水利，尤其是对治理运河的重视和对周元理的信任。不久后，周元理出任山东巡抚。
在山东巡抚任上，周元理对山东境内小清河提出治河方法，并建议在洪水到来时停止蓄水，在每年农忙间隙时疏浚下游的河流。不到半年后，周元理被提拔为直隶总督。南昌大学历史系的廖艳彬孙丽在《清代裘曰修治河思想》一文中曾记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一月,裘曰修受命与直隶总督周元理共同督率各员疏浚永定河、北运河等处水利。”
清初直隶地区还有直隶河道总督一职，全称直隶河道水利总督，又称北河总河，是清朝督理直隶河道的最高长官，职责就是“掌理漳卫入运归海等事”。乾隆二年（1737）皆裁，河道事务归直隶总督兼管。直隶总督也成了直隶地区治理水务的最高长官。
周元理做事老实稳重，为赶在汛期前为百姓解除水情隐患，经常在雨季时冒雨亲临一线，不顾路滑泥泞，不顾山道险峻，在任期间他勘察了京津一带二十多个州县，跑遍了所到之处的江河叠道、圩岸护堤。仔细排查存在问题，记录备案。並及时呈报，提出整改方案。此时的周元理已年近七十了。
周元理在长期的治水工作中，针对各地的不同状况，设想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些地方需改建叠道，有些地方要增添涵洞，有些地方可分流水源，有些地方则应清淤浚挖。由于他亲临一线实地勘察，考虑问题周全妥当，可行性强，因而都能收到明显的成效。在挑浚河道时，当作业人员无法站在水中浚挖而直接影响工程进度时，元理巧用“船浚”法。他专门打造了一种可在船上直接挖水下淤泥的工具，疏河人员可站在船上作业，待挖起的淤泥装满船后，再运至岸边挑出。这个方法在当时对河道清淤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农村中在湖底挖取“黑泥”作为燃料时，大多也沿用这种工具。
为保堤护堤，元理也不忘发动民众在堤岸上植树造林。如河北林业网上曾记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初三日，督臣周元理面奉上谕，命于两岸堤里、近河之堤根以及软滩之上广种笸箩柳。”
清代陆燿
要说黎里人中治理运河最专业的莫过于陆燿了，陆燿（1723—1785）字朗甫，一字青来。清乾隆十七年（1752）顺天乡试举人，十九年（1754）中会试明通榜。授内阁中书。历任户部郎中、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按察使、布政使，官至湖南巡抚。有《河防要览》《山东运河备览》等水利专著传世。
陆燿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运河道至四十九年(1784)，中间除告假服侍老母及服丧共六年，一直在山东主政，期间积极治理运河，保证漕运外，他还先后上疏请兴山东兖州、泰安水利，开修运道月河，董理运河堤防工程。
陆燿治理运河也是机缘巧合，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被授甘肃西宁道。陆耀乞绩代奏，乞假送母居京师，上命改授运河道。对此，《乾隆高宗实录》里也有相关介绍。“谕、徐绩奏、新授西宁道陆燿禀称、蒙恩逾格擢用。不敢以亲老道远为辞。恳请给假一月。送母至京居住。即行赴任等语。陆燿既因母老不能远涉长途。该员在东省。已历年余。于地方诸务。较为谙练。若即留于东省补用。殊属两便。现在山东道员内陈绳祖、甫经莅任。于风土事宜。均须学习。自不及陆燿之曾经阅历。陆燿、著调补山东运河道。其甘肃西宁道员缺。即著陈绳祖调补 ”就这样陆燿走上了治理运河之路。
陆燿在任期间上书河道总督姚立德，言：“兖州、泰安二府泉四百七十八，当濬渠导泉，俾由高趋下，其流不绝。”又言：“运河例岁冬闭坝，春挑濬，天寒晷短，民役俱惫。宜修复南旺、济宁、临清月河，并於彭口南岸亦开月河。岁九、十月漕艘商舶皆从此行，以其时疏濬运河。”皆用其议。又请修河渠志，成运河备考。这本运河备考就是《山东运河备览》。
《山东运河备览》是关于京杭运河山东段的一部水利专著，也被收录于《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丛书内。乾隆四十年(1775)成书。该书首载山东运河全图并图说4篇。沿革表、职官表，以年表形式分别记述元至元十六年（1279）至清乾隆四十年(1775)运河工程沿革和主管官员的姓名，任职年份等实况。这两种表在有关山东运河的多种水利专著里未有先例，系此书新创。书中从南向北依次记述泇河厅、运河厅、捕河厅、上河厅、下河厅以及泉河厅、沂河厅等河段的水利工程和航运管理情况，尤其对峄县至临清间49座单式船闸的启闭运用，以及济运水源、水柜调节蓄泄等经验教训，记述更详。书内还辑录前人论述黄运相关、运河大势、经理漕河、疏浚泉源、清理水柜、南旺大挑、加速漕运诸法等方面的著作，连同该书引用的有关文献古籍多达80种。为研究山东运河、展示山东运河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陆燿特别重视此书，连刻字工人刘万传也是从家乡吴江招去山东。该书的乾隆版曾被山东聊城市文化局拍回，作为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展出。
此书博采旁收，是陆燿稽文献，考见闻，核之案牍而撰写成。他还去实地核实取证，所以内容十分翔实。比如山东境内作为运河水源的泉水究竟有多少呢?明清之际的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会通河过山东为府者三,为县者六。由鱼台至临清,得洸、汶、泗、沂四水,其泉百七十余,会于四水。”顾氏所记应为十分保守的数字。《明史·河渠志》所记泉数为311个,《大清会典》所记泉数为425个,而陆耀的《山东运河备览》所记泉数则为427个,其中,由汶河入运者244泉,由泗、沂等河入运者128泉,由洸河等入运者21泉。再有据史料记载,元代开凿会通河时曾在河上修筑河闸31座,每座闸都由专设的机构和人员管理。后来,明代重新疏浚会通河,除修复旧闸外,还根据需要添置新闸。据《山东运河备览》统计,明清会通河在临清至徐州段有闸50座,河闸之密集程度可见一斑，是京杭大运河上设置闸坝最多的河段。
对于陆燿的为人和做事，他的上司姚立德十分赏识。姚立德在《山东运河备览》序中就这样写道：“吴江陆君朗夫好古笃实之君子也，于职事勤而且敏……书成迁山东提刑按察使，下车之始即并日视事，不使案有留牍。”事实也是如此，《乾隆高宗实录》内也有相关记载，且摘录一条，以窥一斑。“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嘉谟奏、重运全过台庄一摺。似以运河水小为言。因正当伏秋雨水较盛之时。曾传谕姚立德、将微山等湖多为潴纳以济来年春运。旋据姚立德覆奏、据运河道陆燿禀称、济宁一带。于七月初六、七、八、等日。连得大雨。汶河报长水四尺七寸。泗河长水尺余。府河长水二尺五寸。俟尾帮挽过南阳。畅开西岸十四单闸。俾汶泗入运之水。由各单闸分洩。以达微湖。务使多为潴纳。以济来年重运等语。似姚立德已饬该道陆燿筹办。今据嘉谟奏、韩庄迤上长河水有来源。无虞浅小。而八闸全赖微湖之水下注。本年底水无几。目下雨水调匀。曹、单、金乡、一带。必有坡水下注微湖。若能敷定制一丈一尺之数。筹蓄深畅。来岁重运、得资利赖等语。是嘉谟仍以微湖蓄水为言。著再传谕询问姚立德、将微湖现在存水尺寸若干。是否足敷嘉谟所奏之数。即行查明。据实覆奏。寻奏、湖中原蓄存水。因接济漕运。宣洩日久。止存底水七尺一寸四分。臣复令运河道陆燿、于西岸十四单闸开放外。又添启水口七处。引东岸独山湖水、穿运入微山湖。七月下旬。连值阴雨。汶泗河水增长。曹、单、金乡、鱼台、一带坡水下注。现在连底水、已有八尺一寸七分。若此后水势加增。益形宽裕。得旨、好。”
自古河道多贪官。由于位高权重，经手的都是巨额资金。一提起清代河臣，必然是和贪腐联系在一起。陆燿却是乾隆朝“以清节为天下第一”的清官，《清史稿·陆燿传》云：燿“自幼立志以古人自期，学兼体用，居官廉俭”。他任职山东登州、济南府及运河道时，体恤民情，注重农耕，曾大力修河渠，以利灌溉运输。提倡广积贮，利于纾缓灾年之困；以剿抚之策，肃清贼寇，维护一方平安。乾隆四十九年（1784）钦授为湖南巡抚，乾隆五十年六月，湖南大旱，陆燿在酷暑中视察、乞雨、抗旱，劳累致病，耀上书以病请解任，旋卒，遗物仅旧衣数箧而已。他的家乡吴江黎里至今还流传着陆燿“九当十三车”的故事，其家境贫困，全部家当只有九张当票和十三部手摇纺车。清廉如此，不负天下第一之称。
清代李璜
清代黎里还走出了李璜这位才德双全的达官，他也曾参与大运河的治理。清代河务与三藩，漕运同列大清三大要务。淮扬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南通吴越，北达齐鲁，是运河的枢纽。运河是淮扬二地繁荣之本，但水利和水患也同时存在，这也让淮扬二地成了水利重地。清代在淮安设立江南河道总督署，这是河工治理专职机构，下设淮扬道 专事淮扬之间的河务。而李璜就职的就是淮扬河工一职。
黎里志卷八李璜条载：“乾隆已未，由国学生授州同知，检发淮扬河工，仓卒能应变，为尹文端公继善所器重”。李璜在治河期间，不辞劳苦，又灵活机动，得到了河道总督尹继善的赏识。河工的工作非常累人，但也是个锻炼人的好场所，李璜在淮扬治理运河时，学到了经验，学到了水利方面的知识。为了治河，他不惜赔上俸禄，甚至让夫人拿出历年的积蓄。李璜正是凭这股劲，踏上了升迁的仕途。而精通河务水利也带给他兼管水利加三级的殊荣。
清代张曜
张曜是一介武将，他将武将的不服输精神注入到治理山东河道上了，《清史稿张曜列传》曰：“莫不身亲其事，计一岁中奔走河上近三百日。”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将赴利津勘堤，疾作，卒于任，年六十”（《杭州府志·张曜传》）。张曜可谓在治理大运河和黄河上颇为用心的人。
张曜原籍浙江上虞四明山，幼时因祖辈长年为官在外，父亲当时候选知州，侨寓汴梁，张曜乃依居黎里姑母家。《黎里续志》卷十一记载：曜幼随从母夫蒯贺荪来黎里。卷五封赠表中蒯贺荪条：覃恩授荣禄大夫。室张氏貤赠一品夫人。张曜即是蒯贺荪夫人张氏的侄儿。张曜来黎后，曾在黎里以安书塾读书十年。张曜还娶了黎里蒯善培的女儿，成了黎里的女婿。黎里尚有张曜的故居—退一步处，现是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光绪十一年（1885），张曜随左宗棠平定新疆并戍守11年后，奉命东归内地，调任广西巡抚。此时山东境内黄河、运河河道均年久淤积，水流不畅，以致常患水灾，上面委派他去山东勘察河工。光绪十二年(1886)冬，张曜奉旨勘查山东河患，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抵山东武定府境，武定府下辖九县一州，即惠民、阳信、海丰、乐陵、蒲台、沾化、利津、青城、商河、滨州。施补华《泽雅堂诗二集》卷十六记录了此次张曜勘河之行。
次年，清廷正式任命他为山东巡抚。张曜刚上任时，由于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困苦，社会不宁，黄河泛滥，运河漕运不畅，治理已是迫在眉睫。
张曜经过实地考察和各方咨询，他认为：“治河如治病，泛滥冲决，此河之病也，淤滩沙嘴，横亘河流，此又致病之由也。”
而根治水患的办法有三：首先疏浚河道；其次，增筑河堤；再次，在疏浚和运输方面应该参用西法，以机船为主，提高工效。他还说：“山东无制造机船器具，购买机器式样甚多，必须察看河形方可购办。”他甚至还曾高价聘请了一位英国工程师摩利生来中国整治过运河。
虽然张曜在山东治理河道以黄河为主，但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运河治理也是他份内之事。
光绪十三年《清实录·光绪朝实录 》卷之二百三十九。“谕军机大臣等、成孚奏、请拨款兴修运河各工。并添拨岁修银两各摺片。据称运河堤闸各工。现多残圯。河道节节淤浅。此次新漕加增。尤须择要修理。请拨银六万两。并添拨鱼台汛岁修银三万两。均于二月内解到等语。本年江苏加运米石。运河各工。必应及早修筑。以利漕行。著张曜迅即饬司照数拨解。俾资应用。”
张曜在治理运河和黄河的水患过程中，总是虚心请教，广罗人才。“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咨询，唯恐失之。”他聘用了同乡贤士汤寿潜入幕。 汤寿潜早年奔走南北考察水利，于治河积有高渊之见地与主张，深得张曜喜爱。济南名士陈钦之子陈汝恒，自幼勤读助人，尤为突出者即对治河之热忱，被委任为治河督工。陈汝恒曾助官府行多次义举，为张曜所尊敬倚重。（《张曜年谱》）还有张曜的老朋友刘成忠之子刘鹗，自幼研习河务，后有所成。光绪十六年春，张曜调刘鹗到山东办理河务。刘鹗采用“筑堤束水，以水刷沙”的主张，并撰写了《治河五说》呈给张曜。
光绪十八年（1892）春，张曜丧归杭州之日，济南倾城以送。因百姓跪哭街巷，灵柩迟迟方得以登舟。老百姓感恩爱戴这位山东的父母官，无他，只因深深感受到了张曜在治理黄河、运河的“用心”和“真心”。
民国汝贤
汝贤（1891—1984）字圣秋，早年就读于同里的同川公学，这所学校是同里名士金松岑所创办。汝贤在此读书很刻苦，毕业后兼任该校教员。汝贤的老师金松岑在水利方面很有研究，收藏了许多有关水利方面的专业书，后来还出任江南水利局局长。汝贤在老师的影响下也喜欢上了水利。后来也去了江南水利局，从事水利技术方面的工作。在江南水利局管辖的二十八县中，许多都是大运河流经之处，如丹阳、无锡、吴县、吴江等等。民国八年（1919）至二十六年（1937），汝贤先后在十五个水利工程部门发挥自已的水利特长，获得了七级荣誉工务员证书。他积极奔波在黄河，运河、太湖等各个水利工程上，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测绘、治理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