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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杨家将
[ 来源:吴江政协│ 作者:本网报道│ 时间:2020/1/16 9:38:45 | 点击:14684]
 

/徐宏慧

1999年8月3日,我走进吴江中心巷16号,采访居住在那里的一对离休干部,妻子杨晶明是苏州市唯一一位享受红军待遇的女干部,是年83岁;丈夫刘作先也是离休的,是年84岁。

杨晶明一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居住在吴江松陵,与我的公婆、丈夫是同事朋友和同学,彼此相熟。我从家人那里了解了部分情况,而我又于1998年撰写了吴江烈士孙世实的事迹,并记住了烈士未婚妻的名字韦君宜,而韦君宜又正好是杨晶明的二嫂。

我对了解杨家人发生了兴趣,我越来越觉得杨晶明一家就像现代版的杨家将,其中有佘太君、杨延昭、杨延琪、杨宗宝、穆桂英、杨排风等精忠报国式的英雄人物在,在国庆70周年之际,我把我所知道的现代杨家将的人和事整理了一下,以飨读者。

一、毛泽东说,杨家是革命之家,肖禹是革命母亲

肖禹,是杨晶明的母亲, 1891年生于江苏扬州,父亲是私塾教师,她从小在父亲的引导下熟读经书,知书达礼,16岁嫁到江苏淮安杨家。 杨家住在原西门大街石库门(即今淮城镇白铁社)内,与周恩来家相距不远,且两家关系很好。杨家是富裕地主人家,并兼营“杨元记杂货店”。 肖禹自己育有4子2女,加丈夫前妻所生长女1人,共有7个子女。她30岁丧夫守寡,然后把7个子女全部送进学堂,大部分都进入高等学府,如果不是战争,她的儿女都将是博学多才的拔尖人才。但是没有“如果”,因为战争改变了他们。

杨晶明排行老四,她的上面有二哥杨德基即杨述。

杨述生于 1913年,1928年入淮安县中学,阅读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和进步报刊,并组织“鲁迅读书会”。1931年,在南京读高中,寒假返淮安,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进步学生组织“古堡烽火社”,发表《古堡烽火社宣言》,号召知识青年起来战斗,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反帝国主义的前哨去。该社很快被查封,有4人被逮捕,杨述遭通缉,被迫离家出走。1934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后因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被北平公安局逮捕,数月后才释放。他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编辑《北平学生》等报刊。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发挥了骨干作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支部宣传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党派杨述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路过家乡,发展了3名党员,为淮安抗日救亡活动培养了骨干。到达武汉后,任“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在武汉致电母、兄,动员全家老小到那里去参加革命。

杨述的影响太深了,肖禹听信了儿子的话,毅然把家中土地、房屋、商店等财产变卖,率领在家的大哥、大嫂、小弟以及侄儿一大家人到武汉、再到四川成都找党组织。并遵杨述之言,招呼在外读书的杨晶明等几个子女去延安参加革命。

肖禹,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四川临时工委的安排下,与长子杨道生慷慨解囊,租赁房屋,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中共四川省委经常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重大决策;有时中共长江局领导也来参加;有时党的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也来家中开会。每次有会议,肖禹亲自为他们放哨,提供茶水和食宿。她还资助了许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革命,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救亡母亲”、“革命妈妈”。

长子杨道生,1910年生,原名本基。早在家乡淮安西门大街时,在二弟杨述的影响下,政治思想日益进步,并参加“古堡烽火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经营的杂货店,在赴沪采购杂货时,同时购办进步书刊和唱片,把杂货店变成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母亲肖禹毁家纾难,到达成都。根据中共四川临时工委意见,开办成都战时出版社,并担任经理,发行和出版进步书刊。中共成都市图书业支部成立,任支部书记。他组织和领导工人歌咏团和晨呼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后战时出版社被国民党特务捣毁,经过一番斗争,得以复业,但处境日益困难。于是,他转移到成都基督教浸礼会《成都英文日报》营业部,他任经理,继续掩护四川党组织秘密活动。他的党内职务变更为中共川康特委成都市城西区委书记。是时,他遵照特委指示,协助疏散四川大学创办的益群书店。

1941年2月13日,他前往乐山就任中心县委书记,路过簇桥被特务逮捕。先后被关押在川康绥署稽查处和省特委会看守所。他在狱中饱受敌人折磨与迫害,但没有使他动摇和屈服。因为狱中发生一起“递纸条子”事件,杨道生从保护秘密支部的安全出发,把这件不是他干的事包揽过来,尽管他一直没有暴露真正身份,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仍认定他一定是“大共产党”,决定处以“密裁”。 1942年6月3日深夜,一个宪兵团以破布塞住他的嘴巴,将他押解到成都东郊沙河堡野地,用刺刀戳进心脏和太阳穴,随即拿镪水腐蚀尸体,时年32岁。他在狱中曾写诗明智,誓死不屈,诗曰:“中原大地起蛟腾,三字沉冤恨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他的诗文“游峨嵋山”和“中原”均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充分体现了杨道生对党忠心耿耿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三子杨黄霖,字绍宇,曾用名杨肇基。在淮安中学读书时受母亲和兄长的影响,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党的外围活动。七七事变后,经董必武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1938年入党,后来在延安保卫处受特别训练,调延安交际处任保卫科长,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曾参加破获过国民党重庆的密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48年调任北京人民革命大学保卫科长,1953年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任政保处副处长,1953年任卫生部保卫处长1960年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对工作认真负责,为党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子杨显基,1939年7月在成都入党,后搞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在四川内江甘蔗糖试验场任技术员,以此为掩护,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7年下半年进入苏北解放区,从事文教方面的工作,之后随大军过江,先后在苏南公学任教员,1953年调至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动力研究所任秘书、主任等职。1966年—1973年下放至金坛河口公社,后调任金坛县交通局长。

长女杨婺辉,虽非肖禹所生,肖禹一视同仁培养至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与周作生结婚。周作生留学美国学习经济专业,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婺辉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直到90多岁在北京去世。

三女杨静,又名杨婺华,1937年在北京华光学校读书,在延安入党,历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主任、晋察冀边区政治指导员、晋察冀热辽军区军工厂指导员、后勤部总支书记等职。1953年转地方工作,先后任广州市外贸分局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杨静的丈夫詹才芳,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历次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我党的高级将领。解放后,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大军区正职),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长孙杨欣,杨道生烈士之子,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47年参军,在保卫延安和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后来长期在中央军委和总参的直属机关工作,历任参谋、秘书、副主任等职。

杨晶明还有位堂弟杨肆,担任国民党军统技研室主任,拥有少将军衔,在杨述的帮助下成长为一位长期潜伏在军统高层的红色电讯专家,为我党传送情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道生遇难后,肖禹强忍悲痛,拒绝国民党的各种诱惑,带着儿媳、孙子流落到四川隆昌乡下,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为生,生活异常艰难。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寻找到落难的杨家三代人,并把他们接到重庆,周恩来同志特地去办事处看望肖禹,并说:“杨老太太,你们全家参加革命,是一个革命家庭啊!”后经组织安排肖禹以及烈士杨道生的妻儿,由飞机送往延安。

毛泽东听了肖禹毁家纾国难的故事,十分感动,亲自接见了杨氏一家人。毛泽东亲切地称道:“杨家是革命之家,肖禹是革命母亲”。

1948年9月3日,肖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不幸病逝,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为她撰写了碑文:“女共产党人杨肖禹,江苏扬州人,笃信真理,教子革命,年四十八入中国共产党。尝毕其私蓄,为党兴办事业;殚其精力,为党掩护工作。爱子成仁而不顾,镣铐在前而不屈,险巨备经,忠贞若一。一九四五年来解放区,明年患脑溢血。方期愈可,再事辛劳,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一九四八年八月卒于河北平山,享年五十又七。呜呼,大慈大勇,吾党范型。斯人不萎,含哀永念。所生四子三女,并两媳两孙,尽在革命中人。长子本基,一九四〇年被捕,不违母教,从容赴义。”中直机关党委向她敬送了花圈,挽联上写道:“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一门10余人,抗战初期投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阵营,真是现代版的杨家将,一门忠烈,在中共党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之家”!

二、杨晶明夫妻,经受了忠诚的考验,才采摘到爱情之果

杨晶明1916年生,自小在家附近读私塾,二哥杨述有位同窗好友刘作先,也是淮安人,时常来杨家找杨述,一来二去,杨晶明与刘作先也熟悉了。

后由母亲肖禹作主将杨晶明许配给刘作先,刘作先大杨晶明1岁,当时两人都不满弱冠之龄。两人一商量,决定多读点书,为多灾多难的国家作点贡献。这样,1934年刘作先到了上海同济大学读书,而杨晶明因为二哥杨述考上北平清华大学,她也跟随到北平,进入“北平光华女中”读书。

1937年,杨晶明参加了光华女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深入民间宣传并担任小组长,在二哥杨述的影响下,在当年3月她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杨晶明除了带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深入民间宣传抗日外,还和队员一起学习护理知识,为伤员包扎伤口。随着北平局势日益紧张,杨晶明和同学被迫来到南京“平津学生流亡招待所”避难。此时她与刘作先也失去了联系。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杨晶明等10多位热血青年认为其政策是错误的,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时已值冬天,二哥杨述说“你们还是到延安抗大去吧”。于是,经过二哥的帮助,先到西安办事处找联系人,然后,一行10多人历尽千辛万苦,怀着抗日救国的抱负,冲破一道道封锁线,马不停蹄的一站一站走了900多里路,走了10多天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杨晶明他们一边走路,一边身上还背着行李。后来体力不支,大家一起雇了一辆马车,把行李放在马车上。杨晶明实在走不动了,同学们让她坐在马车的行李上面前行,谁知行进中马受到一辆车子的惊吓,将她从行李上摔到地下,腰部受伤,从此落下了腰部的毛病,在阴雨天就会酸痛。

陕北公学是在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战火中的大学。杨晶明等知识青年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北公学,杨晶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万里步行……”这话让杨晶明激动不已。陕北公学的课程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革命理论课,还有一些军事知识,如游击战争等,还学习了一些战术动作。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在窑洞里,天气寒冷的时候,钢笔墨水都会结冻,平时吃的都是南瓜、小米粥,节日里才吃白馒头和肉。但这些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击退杨晶明等人的革命斗志。

1938年7月,杨晶明服从组织分配到新四军教导队从事民运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参加识字学习。

1940年5月,她又担任新四军五支队民运工作小组长,发动和组织农民、妇女、青年参加抗敌协会,并向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年6月,杨晶明调任盱眙五区工作。

在战争年代,杨晶明遇到的险境不知多少次。比如在盱眙百米岗工作期间,敌人突然来袭击距离盱眙10多公里的百米岗,杨晶明当时正和20多位战友在那里工作,此时被重重包围。当时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正在前线抗敌,杨晶明他们一面组织力量和敌人对峙,一面派出报信员送信,一天一夜后增援部队到达,击退了重围的敌人,这样杨晶明和战友才转危为安。

1940年底刘作先寻找杨晶明到了四川,遇到被捕前的杨道生,还有肖禹等人。但是对于杨晶明的下落,大家都不知。刘作先暂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教书,在四川他参与了党组织营救和寻找肖禹和大嫂的工作。期间有很多次“红娘”“月老”为他介绍女学生、小美女,但他铁了心地要等杨晶明的确切消息。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杨晶明先期撤离,不然也“光荣”了。

1942年,敌人大扫荡,刚随部队到达盐城的杨晶明被迫转移到阜宁八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又调到淮安石塘区任区委书记。也在这个时候,刘作先偶然打听到杨晶明还活着,他兴奋异常,马上想去找杨晶明,但是当时复杂的条件不允许。经过组织的同意,1946年,刘作先进入华中一分区。

1948年,杨晶明根据组织安排,调到华中工委民运队工作。此时杨晶明和刘作先才得以相见。两人此时都已过而立之年了,一别已有10多年。相见之时,真是百感交集。作为杨晶明来说,长期身处男性众多的军队里工作,追求者自然数不清,但她心中只容纳一人,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前,她不肯接纳任何一位追求者。

见了面后,两人都在华中公学,后来改名华中大学解放区干部训练学校任职。1949年3月,组织口头通知,同意两人喜结良缘。但处在渡江战役前夕,各自忙于战前准备,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4月他们随军南下苏州,在苏州人民欢庆胜利之际,两人终于又碰头了。他们心情激动万分,一是庆祝来自不易的胜利成果,二是也庆祝他们终于可以相聚一起了,两人相约走进了苏州市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此时他们分别是33岁和34岁了,对爱情的坚贞如同对党的信仰一样,最终采摘到了胜利之果。

夫妻俩留在苏州工作,1958年杨晶明调到吴江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后任县监委副书记、吴江中学党支部书记。刘作先随之调到吴江师范,后调吴江教育局工作。文革中夫妻俩均受到冲击,但两人对党组织和对方始终坚信不疑。两人生活自律,从不以权谋私,杨晶明作为苏州市唯一一位1937年入党的红军女干部,每次领导上门问她有什么样困难和要求,她总说没有。其实身边的女儿已经从集体企业下岗,她从不肯出面为子女的工作问题提出过要求,夫妻俩最后居住的住宅也只有78平方米,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刘作先于2002年8月28日去世,杨晶明于2016年 11月30日去世。

三、杨述其妻差点成了七都人媳妇,残酷的岁月突显了忠贞        

杨述之妻韦君宜, 原名魏蓁一,1917年生于北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学日本,专修铁路,是孙中山手下一批年轻人之一。

1934年9月,韦君宜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和杨述结婚之前,韦君宜有过一位未婚夫,两人从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相恋,直到毕业离校一起到武汉,已经准备结婚了,他就是孙世实。

孙世实是吴江七都叶港村人,1918年生,又名孙方,在家排行第二。父亲孙本文是当时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世实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他与黄华、蒋南翔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三月余。出狱后,他作为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出席北平学联大会,被选为北平学联常委;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孙世实由上海至南京,再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宜昌,他与张清华等组织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后又建立宜昌区委,他任区委书记,领导宜昌、枝江、宜都、公安、石首等县中共组织的开辟工作。1938年夏,他调入中共湖北省委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湖北省队部训练部长,不久又任省队代理队长。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包围进攻武汉,孙世实随同《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乘坐新升隆轮,他最后一批撤退时,受湖北省委钱瑛委托,负责照顾身患重病的原燕京大学党支部负责人李声簧。于22日撤离武汉。23日,该船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江面,遭日飞机轰炸起火。他找到一块大木板,先把李声簧放在大木板上,使李得以脱险,而他自己不幸在空袭中牺牲,时年仅20岁。

韦君宜一本很难得被保留下的日记,记录了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这段时间里的经历。其中也包含她与孙世实的情感之旅。

韦君宜在11日2日日记中写道:云小孙等坐船被炸,心又酸又痛又惊惶,已无心写下——他若死了,我不愿生!

5日写道:“实已真死,不能书矣。”

7日写道:“两日我已哭了十多次,思前想后,方寸已焚作粉碎,前尘影事,兜上心来,不知今后我何以为生……一闻凶耗,我已决去第五战区,接以此命,丧诸疆场。……一想起小孙的死状,可还有丝毫人乐趣?伤哉小孙!痛哉小孙!惨哉小孙!他今既死,我何独生?……我爱世实,甚于一切,甚于我自己的生命!……”

孙世实去世后,韦君宜写下了不少伤痛的字,“到今日只恨一身多” 她也想求死,人几近疯呆“走在街上就想喊,坐在车上用脚踹踏板,我就要跳起来”。 孙世实的去世是她一生不会愈合、隐隐作痛的伤口。

韦君宜想到跟着孙世实一起去死,但是自杀,便宜了日寇,她要上前线作战。她选择去延安,途中她精神恍然,将介绍信和钱包全丢了。最后她找到清华大学的同学杨述,杨述也是孙世实和韦君宜的清华同学,差不多是一起入党的,在杨述等人的帮助下,她才来到延安。到了延安,她才知道,延安是后方,不是前方。

1939年底,组织上送杨述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杨述的到来,事出有因,因为1938年5月,共产党重庆市委(后改称川东特委)成立,他担任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1939年5月1日,重庆市群众团体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他出席大会时被特务盯上并逮捕,在被捕前,他把党的重要文件吞入肚中,在押送途中经过党组织集会地点五月书店时,又故意高呼“共产党万岁”,给书店里的同志们通风报信,让他们及时转移。在狱中,他遭受了酷刑折磨,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后来,中共元老董必武出面与国民党交涉,要求当局释放杨述;在国民政府兼职的周恩来也亲自出面,坚称杨述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最终将他保释出来,这样党组织就把他送往延安。

杨述的到来,对韦君宜的关怀体贴,她心中的伤口才慢慢愈合。

1940年杨述派到陕北,在绥德师范、米脂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兼任绥德青委委员。在此期间他与韦君宜结为夫妻。

杨述,是现代杨家将的主心骨,是全家人参加革命的主要领路人。但他自己的路却也走得异常艰辛,好在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任,这一路坑坑洼洼走来。

杨述曾写了一首颂扬毛主席的诗歌:“演讲语并不惊人,大家听得味津津。中国土生中国长,道地中国一平民。从古无人比得上,他是中国的列宁。千万人民齐爱戴,他和群众一条心。平平常常书生貌,一颗勤劳大众心。”此诗遭到绥德地委某领导的严厉批评,认为这首诗贬低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不许刊登。杨述不服,将诗寄给毛泽东,请他定夺。毛泽东看后,批示说:“小诗无罪,可以刊登。”一场风波至此才平息。

不久,整风运动开始,审查干部,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不少干部成了“特务”。运动还在扩大化,有消息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杨述曾是川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很快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韦君宜得知此消息后,搂着一岁多正在生病的女儿在空窑洞里伤心哭泣。杨述看到后,对妻子说:“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妻子说:“我当然不会信。”期间,杨述仍以满腔热情工作,主编《抗战报》。后来工作做不下去了,他直接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发了话,他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其后相继在马列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工作。曾任新华社日语广播组组长、《解放日报》编辑和秘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参加重庆谈判。1948年,调中共中共“青委”,筹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建国后曾任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中国青年报》社社长。1953年,调中共北京市委任常委、宣传部长兼高校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7月至1961年1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后任《中国青年报》总编,1961年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文革”中,杨述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遭冷眼、被辱骂、被捆绑、被监禁,其时,夫妻俩同时遭受残酷迫害,都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们有子女3人,其中二儿子被一些借势欺人者打坏脑子,造成精神残疾。韦君宜自己也在此期间一度精神失常,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杨述仍旧鼓励妻子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1978年,杨述夫妻得到平反昭雪。

杨述,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79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1980年9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7岁。著有《青春漫语》和《记一二·九》等书。 妻子韦君宜,后来成为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作家。

韦君宜的编辑工作是从延安编辑《中国青年》时开始的,建国初期她主编《中国青年》《文艺学习》,还担任过《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文革期间工作停顿了一段时间,平反后她返还原岗位,一直工作到1985年底离休,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25年,从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到总编辑、社长,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兢兢业业,从不端领导架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她的工作效率极高责任心极强,帮助提携了很多的后起之秀,如王蒙、莫应丰、冯骥才、张蔓菱等等。

“为人作嫁”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余,她勤奋写作,成为有特色、有成就的作家。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离休的告别会上深情地感慨道:“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现在该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离休后她整理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这是以肖禹和杨道生为原型的力作;《露沙的路》是描写她自己在失去恋人孙世实后赴延安,又怎样与杨述结为夫妻以及她所亲历的那个年代;另外还有中篇小说《洗礼》,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等。韦君宜通过自己的笔,记录下许多回忆“一二·九”老同学的文章,孙世实、夏英喆、韦毓梅,还有与她一样辗转颠簸于革命路途中的杨述、蒋南翔、王瑶、钱伟长、于光远、齐燕铭……最后她在病床上仍旧完成了她的激情之作《思痛录》,都是她亲历的战争残酷现实和革命史上“左”祸诸多不堪,思痛之余,给后代留下有益的启示,她对成长着的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信仰的初心,充满信心。2012年,在她去世后的第10年,后人给她结集出版了《韦君宜文集》五卷,这是她一生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的总结。

2018年3月31日,为纪念韦君宜,由中国作协、中国出版集团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纪念韦君宜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纪念馆隆重举行。人们没有忘记韦君宜在中国文坛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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