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德华

1949年春季笔者已经是私立盛湖初级中学三年级学生，下学期开学伊始来了一位新教师，执教物理，同时兼任班主任，姓沈名亦人，据说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在读生，因在沪参加学生运动被追缉而避祸家乡，其家宅在南大街人和里。沈老师长得人高马大，双眼突出，也许是甲状腺亢进之故，声音洪亮，快人快语，迥异于文质彬彬的老一辈教师。

那时我们教室里男女生各半楚河汉界纵向分区就坐。沈老师上第一堂课就批评我们封建，要求男女生共坐一桌，结果遭到抵制，后来折中之计是一排女生再是一排男生夹心饼式前后排座，不过男女生之间还是不交口，局面仍未打开。

沈老师在课堂上常插讲好多时政新闻，如上海的反饥饿斗争和金融黑市等，下午课后还教唱一些进步歌曲和民歌，如《康定情歌》《古怪歌》《你是灯塔》《救国军歌》和《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课堂气氛渐趋活跃。

当年4月，南北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在即，气氛逐渐紧张起来，人心惶惶，沈老师在课堂上分析形势，让大家“应变”，也就是作思想准备。

1949年为己丑年，年年立夏，今又立夏。5月6日（农历四月初九日）是立夏节，4月下旬传说苏州已经解放（正确日期是4月27日），气氛骤然紧张起了，传统风俗野米饭烧还是不烧？议论纷纷，好得之前数天国民党军队已经撤走，区公所的枪支已经封存，街上有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社会秩序平静，处于暂短的“真空状态”，沈老师担起责任组织毕业班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烧野米饭，也是笔者一生六次野炊中的最后一次。

野炊场地选在镇郊沉瓦桥南的一处大坟地，中间是一座高高隆起的大坟冢，青草萋萋，有墓碑，惜已忘记墓主的名字，墓之四周植有翠柏，幽静肃穆。于是自愿组合，架起铁锅，拾柴引火，一时炊烟四起，呛人咽喉。熄火后揭盖评比，女生烧打的质量普遍优于男生，我们这一组烧得外焦里勿熟，出尽了洋相。饭后，在坟墩四周席地而坐做击鼓传花游戏，由于坟墓高大，只能顾左右而不能见到对面，此乃我班师生男女同学间的唯一的一次同乐活动，直至兴尽。

数十年后欲往故地重游却遍寻无踪迹，打听近处老农，确有此处大坟地然早已被平整消失多年矣！

当年笔者和周松基、夏桂连三人合伙起炊，活动结束后带了锅盆碗箸向北走回镇区，行至华阳街口闻说解放军到了，于是把这些劳什子寄存在姚家坝口一家商铺后奔向马家弄，再往北一望，苏嘉公路满是向东行进的解放军队伍，肩扛步枪或轻机枪，身穿褪色军装，汗流浃背，由于公路桥梁多被炸毁，没有见到坦克和大炮，偶尔有传令兵策马疾驰。

公路北，原火车站旧址前有一座凉亭，为行人休憩处，按传统凡有过境军队，盛泽商会例行在亭子前摆设茶缸，并购置了大量烧饼、油条、馒头放置于框内让军人充饥，以免进镇滋扰。而当日路过的解放军只喝水灌水（灌入军用水壶）而不动大饼油条馒头，当时就受到旁观父老和民众的赞扬。

夕阳西下，回到镇区，在北大街中央合作金库门口见到吴江县人民政府的安民告示，告示铅印在一张对开的新闻纸上，右下角署名为县长杨明（上世纪60年代升任苏州地区专员公署专员）、副县长朱帆。

大概一周以后解放军入驻镇区，估计有一个团之多，常在先蚕寺西侧的体育场席地而坐开大会。

我家敦仁里老宅三埭进深，三个大厅约住进一个排，沿墙铺好稻草席地而卧。解放军在民房里不起炊，每餐至前往炊地集中就餐，无桌无凳，蹲在地上吃大锅菜。

解放军态度和蔼，对百姓秋毫无犯，和睦相处，借东西出具借条，平时帮忙打扫卫生，挑水注满水缸，受到百姓称道。

当年我家还住着一位小解放军，年龄与我相仿，个头还没有我高，苏北口音，想来是名新兵，也许出身在农家，看到电灯很是稀罕，时不时拉开关仰视电灯的一闪一亮，有次用力过猛把线拉断，弄得一副尴尬相，恰好排长走过看到将他训斥一番，然后排长到街上电料店里请了电工师傅来修好。此后那小兵就再也不敢多手动脚。那小战士成了我两三个月的玩伴，部队开拔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萍水相逢，也不知他姓甚名谁，家在何方？

解放军一批一批在盛泽修整集训后往南开拔，随军带走一批有志青年如戴有农，陈莘耕等。后来这批人都成了老干部。

由于是毕业班，立夏以后，课程基本结束，到校不过是读报和时政学习，或唱革命歌曲，或上街宣传。

不久，沈老师离去时，带走我们班里五、六名学生，均考进了苏南公学（设于常州），后来这批同学皆是革命老干部，如刘玉林为铁道兵团级干部，王铭初为安徽省庐江县团委书记（早逝），    女同学王绍珠去过朝鲜战场，退休前为南京市党校教师、女同学钮月聪供职于中央军委等。

至于沈亦人老师最后的工作单位是中央四川省宜宾市委，据说退休后曾返里一次，惜未曾晤面。

1986年，县内启动新编地方志，盛泽镇成立了镇志办公室。

《盛泽镇志》初校大事记内明确记述“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侦察营自平望南下抵盛泽镇，收编胡伯龙部”。解放军侦察营入驻镇区收编土匪胡伯龙部，乃是政权更迭之日，更何况又有大批解放军过境，此外还有白纸黑字的布告。以故5月6日应是盛泽解放之日。

之后在镇志研讨会时，县志办公室提出盛泽镇解放之日应为5月4日，以期与新编《吴江县志》吻合，为此笔者与戴友农编辑等再度遍访盛泽镇早期干部和父老乡亲众口一词认定应是5月6日，而我与老戴眼见为实亦是铁定认为是5月6日。

1994年新编《吴江县志》出版，其内大事记有“（5月）4日解放盛泽”的记载，县、镇两志就此出现两天的时差，孰对孰错难以认定，也许对解放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

后来，《南麻镇志》主编张菊生先生、《坛丘镇志》主编钱琴珠女士在写到大事记时相继和我探讨此事，也即是参照《吴江县志》，还是参照《盛泽镇志》？其实她俩事先皆经过调查，乡民都说1949年立夏节是个晴天，家家在吃蚕豆饭时见到了解放军，于是立夏节、蚕豆饭和解放军串成了一根绳，与笔者亲历的野米饭和苏嘉公路上亲眼见到解放军行军完全一致，至此，《南麻镇志》《坛丘镇志》与《盛泽镇志》取得统一，三地解放之日皆是5月6日。

从心理学上讲，特殊时间或是大喜大悲之事叠加在一起铭刻最深，难于忘怀。

谨以此文纪念盛泽镇解放70周年。